广州“限牌令”出行双限制 先限再听民意？

       CNEV网讯，6月30日晚上，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，7月1日零时起，对全市中小客车试行总量适度调控管理，一个月内广州全市暂停办理中小客车的注册及转移登记。根据通告内容，受限制的中小客车，包括国家机动车类型分类规定所列中型、小型、微型载客汽车。广州市交委主任冼伟雄解释，广州出台限牌政策，主要出于减轻道路交通压力以及环保考虑。

    政策隐秘 百姓措手不及

    由于消息是周末公布，发票记录2日才须递交有关部门，因此6月30日至7月1日晚便成了最后的购买时间。30日晚，广州各汽车经销店上演疯狂一夜，各店几乎都是灯火通明一直营业到凌晨，据店员介绍，几小时差不多卖出了一个月的销量。

    突如其来的“限牌令”，引发当地汽车市场震动，也引起市民强烈关注。有市民质疑，如此重大的举动，是否应该有相关听证会？这么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重大决策不用经过听证就直接发布，而且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，让人措手不及，市民感觉难接受。

    “限牌”强令突袭 百姓被无视

    近年来迫于交通压力，北京等地也推出汽车限购政策，但与广州突袭式的“限牌令”不同，北京汽车“限购令”发布之前，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意见征集，并未直接叫停购车，这就给了民众一定的“缓冲期”。而广州“限牌令”连夜出台，无视百姓的做法令人质疑，甚至给人一种政治强令的色彩。

       有网友评论，广州“汽车限购”政策出台，在时间节点的把握上堪称“精准”：7月1日开始施行，发布则是在前一天晚上9时。此前并无吹风、听证之类“减震降温”之举。只是在发布会时，广州市交委官员表示，改善方案将在一年“限购”期间广泛听取民意，充分征求意见再行推出。但如此“先限再听民意”，又如何体现民意？

         电动车+汽车双双被禁 百姓出行选择被压缩

       与此同时我们看到，北京即使推出了汽车限购政策，但对于另一个民生交通工具——电动自行车并没有禁行，而是实施了上牌管理的政策，目前北京市的电动自行车年销量超过20万辆。反视广州，在宣传环保的同时，却在2006年就率先对最环保的电动自行车禁行，加上如今强制推行的汽车“限购”，广州形成电动单车与汽车出行的双重限制。

    这种粗暴管理模式却正呈现蔓延的趋势，目前禁止电动车的主要省会城市有福州、广州、海口等，而在北京、广州之后，深圳风传禁汽已久，贵州也曾于2011年7月发出汽车限牌政策。若管理思维不变，随着城市交通压力越来越大，双禁模式还有蔓延之势，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。

    按照广州市公布的“功能疏解、网络贯通、公交优先、智能服务、优化管理、智慧城市”的思路，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达到65%的目标要到2015年才能实现，7条新线路建设要到2016年才能完成，未来数年，市民能够选择的自主出行交通工具仅剩自行车一种，生活将受到很大影响，发展上形成一种倒退。

    由此看出，广州“限牌令”的出台缺少民意基础，管理者在指定政策时缺少对百姓的重视，特别是在此类关乎民生的事情上依然存在严重的“官气”，并且有“先推出再看百姓情绪”的投机心理存在，严重影响了政府的严肃性和公信力。

       呼吁电动自行车解禁

 在广州这种双禁模式下，市民出行的方式只剩下地铁和公交，但是地铁显然也在超负荷运作，去年广州轨道交通客流密度超京沪列全国第一，2011年轨道日均客流较上年增长约20%，轨道交通在线网长度没有增加的背景下，日均客流约达480万人次。在电动车时代网上的留言均表示，限购汽车、禁止电动自行车是政府为达自己的管理考核目标一刀切的方式，若政府真从环保的佳偶考虑问题，并考虑到广州交通的实际压力，应该逐步放开电动单车的禁令。

      专家：广州汽车限购先限再听民意不妥

      北京汽车“限购令”发布之前，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意见征集，并未直接叫停购车，这就给了民众一定的“缓冲期”；而广州“限购令”连夜出台、“先限再听民意”，怎能避免舆论震荡？

　　正如有网友所说，广州“汽车限购”政策出台，在时间节点的把握上堪称“精准”：7月1日开始施行，发布则是在前一天晚上9时。此前并无吹风、听证之类“减震降温”之举。只是在发布会时，广州市交委官员表示，改善方案将在一年“限购”期间广泛听取民意，充分征求意见再行推出。但如此“先限再听民意”，又如何体现民意？

　　神速推出的“限购”车辆政策，因为其过于强烈的行政命令色彩，很难真正体现民意。在出台“限购”政策之前，广州市相关部门可能也组织过调研，但并没有广泛征求民众意见，而是以一种保密的、刚性的、匆忙的通告方式，公之于众，当然无法阻止民意的强烈反弹。

　　现在，“限购”政策已经推出并进入施行阶段，再强调什么试行期间充分征求民意，未免有些程序倒置。如果试行政策失当，则施行一年期间产生的巨大社会成本、行政成本，又由谁来承担？而这样的支出其实是可以节省下来的。

　　广州并不是第一个实行汽车限购的城市，可为参照的是，在2010年底，北京市购车“限购令”发布之前，在网上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意见征集，各种意见都得到了充分表达，征求意见期间也并未叫停购车，这就给了民众一定的“缓冲期”。现在广州突然限购，但车辆指标如何配置等重要内容却未见公布，“停摆”一个月，不仅给市民带来不便，也会让不少汽车从业人员陷入窘境，对民生影响很大。

　　当地如此“急刹车”，可能是为了防止出现突击购车的情景，但是在方便管理和尊重民众知情权之间，更应照顾到后者的权益。

　　一项涉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出台，理应经过详尽的调研，广泛征集民意，再通过公开听证等方式慎重推出。这种慎重，既是对正当、合法程序的敬畏，也体现了对公共权力可能干预民众生活的高度警觉。对此，国务院也早有文件，要求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，都要进行听证。

        广州市城市拥堵由来已久，空气质量也为人诟病，对此，民众与当地政府的感受应无二致。当地政府以行政强力对车辆总量实行调控，或许有其不得已的苦衷。但问题在于，越是关涉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出台，越是应吸纳民意、尊重基本的程序，而非“先限再听民意”。